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八月，北京皇城内，16岁的明武宗朱厚照迎娶14岁的夏氏。婚礼规格极高，夏氏由此成为大明皇后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场盛大婚姻并未带来显赫人生。她做了16年皇后，却几乎没有留下宠爱、子嗣和政事方面的记载；丈夫去世后，她又做了14年皇嫂，直到死后，才因一场礼制争论重新进入朝廷视野。
夏氏的家世并不算顶尖。其祖先原居南京，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，夏家迁入顺天府。父亲夏儒官职不高，符合明代从普通官员和民间选取后妃的惯例。夏氏凭借端庄容貌与稳重性情入选，并非依靠显赫门第。
她嫁入皇室时，明孝宗已经去世，婆婆张氏成为皇太后。张太后与孝宗感情深厚，孝宗一生只有她一位正式妻子，夫妻相伴而居。武宗自幼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，生活优渥，又是独子，性情难免任意。夏氏入宫后，面对的却是一个逐渐远离内廷的年轻皇帝。
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夫妻关系究竟如何，只留下一个细节。武宗从大同回京后，忽然来到皇后宫中。夏氏多年未见丈夫，见面时竟流下眼泪。武宗问：“皇后怎么瘦了？”随即命光禄寺增加膳食，另赐烧鹅一只。
这段记载不能证明武宗深爱夏氏，却至少说明两人并非完全形同陌路。夏氏的父亲夏儒后来被授予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，进封庆阳伯；两个兄长也得到锦衣卫系统中的职务。夏儒显贵之后仍穿布衣，父亲病重时更侍奉三年，时人对其品行颇有称许。
问题在于，夏氏得到的是皇后名分，却没有皇帝长期相伴的生活。武宗亲政后沉迷游乐，常驻豹房，宫中事务与朝廷政务都难以真正牵动他的心思。皇后居于深宫，皇帝却少有返回，夫妻之间自然越来越疏远。
夏氏并非没有劝谏。皇后承担着规劝君主、整肃后宫的责任，她不可能对武宗沉溺声色视而不见。然而武宗并没有因几次劝说而改变。宫墙之内，夏氏既没有外戚集团，也缺乏可以左右皇帝的人脉，只能守着名分度日。
更让她尴尬的是，武宗宠幸的女子中，有不少并非良家闺秀，而是他人已婚的妻妾。正德年间，马昂将妹妹送入豹房，马氏原本已经嫁人，因善骑射、懂蒙古语和音乐而受到武宗关注。后来武宗又索取马昂的妾室，双方关系因此生变。
正德十三年（1518年），武宗南巡时，又带走晋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刘良女。刘氏深受宠爱，武宗甚至以“朱寿夫人”相称。传说武宗曾与她约定以簪子为信物，后来簪子遗失，刘氏不见信物便不肯启程，武宗还亲自前往接她。这些记载未必全然可靠，却反映出武宗对皇后冷落已成为宫廷生活中的明显事实。
夏氏没有子女。正德十六年（1521年），武宗病逝于豹房，年31岁。由于没有皇子，皇位只能从宗室近支中选择。兴献王朱厚熜入继大统，是为明世宗嘉靖帝。夏氏原本可能成为皇太后，但这个身份随着武宗无后而终彻底落空。
嘉靖帝即位后，夏氏从皇后变成皇嫂。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，新帝迎娶陈氏为皇后，后宫中同时存在武宗遗后与嘉靖正后。为了区分身份，夏氏被尊为庄肃皇后。称号虽保留皇后意味，实际权力却归于当朝皇后陈氏，夏氏只能居于宫中，依靠婆婆张太后相伴。
张太后自身也处在复杂处境。嘉靖帝因“大礼议”与张太后、朝臣多有冲突，她很难再像孝宗在世时那样保护夏氏。夏氏身为前朝嫡后，既不能干预新朝政务，也没有亲生子嗣作为依托，存在感越来越低。
嘉靖十四年（1535年），夏氏病逝。她与武宗本为嫡妻，按制度应当与武宗合葬，并将神主附入太庙。真正引发争议的，是她去世后的丧礼和谥号。
嘉靖帝认为，夏氏只是皇嫂，叔嫂之间不应服丧，因此自己只穿青衣，百官却要为夏氏服丧。礼部担心群臣穿丧服上朝有碍礼仪，便建议暂时停止朝参，嘉靖帝同意了这一安排。“叔嫂无服”由此成为朝廷议论的焦点。
谥号之争更复杂。有人主张只用二字或四字，理由是夏氏已是皇嫂；也有人坚持应按武宗嫡后办理，使用完整谥号。若只给二字，容易被视为嘉靖帝一朝的后妃；若给四字，又可能让人误解武宗并非正式入太庙的皇帝。
嘉靖帝最终采取折中办法，先定六字谥号“孝静庄惠安肃毅皇后”。次年，张孚敬退休、嘉靖帝的陵寝工程基本完成后，夏氏谥号改为十二字：“孝静庄惠安肃温诚顺天偕圣毅皇后。”她与武宗的嫡后身份，这才在礼制上得到完整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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